赵林：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文明格局的变迁分享

【北纬23-35度看世界五大文明】

　　中国的先秦黄河文明。从商朝算起，我们的文明时代只有3500多年，从公元前16世纪开始，距今是3500年，推到夏禹王姑且可以算做是5000年的文明史。

　　哈拉巴恒河文明。这个文明出现的时间大概是公元前2300 - 1750年，在印度河流域，是一群皮肤黝黑的土居人，是最早的当地居住者。

　　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文明。早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苏美尔人已经是两河流域南部的主要居民,有着原始的农业了。比如说像苏维尔这样的城市。已有的国际界的通行的标准，人们改变和告别了游牧的生活，开始过上了固定的城市生活，有了专职的国家集团，有了固定性的庙宇祭祀中心，有了文字。

　　埃及尼罗河文明。就是埃及尼罗河文明，大概在3500年左右，就出现了最早埃及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之后才出现。

　　爱琴文明。主要是在克里特岛上，是地中海通往爱琴海的口上，爱琴海是地中海的东北角上，这个克里克岛的文明是在公元前2600年左右就出现了，而且是达到了非常辉煌的程度。克里特文明，是最早的爱琴文明，是受到了来自南边的埃及文明和东边的两河文明的共同影响。与众不同的，她是海洋文明、商业文明。

　　这样的五个文明，从地图上看最早都是沙漠中的一点绿洲，整个五个文明.在北纬23-35度之间，这样的狭长的地带，五个文明一字摆开，每个文明都是很小的，往往就是河畔发展起来的很小的城市群。

　　南边是五个文明构成的文明地带，形成了这样的格局，南农北牧，南边是农耕生活进入了文明，北边是游牧的民族，过着原始的野蛮状态。南富北穷，同时在军事力量上，确是南弱北强。北边是长期彪悍，机动性强，体力强健，养成了他们的一种凶悍的性格。而南边的人民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春播秋收，这样的非常安逸，养成了一种惰性，某种程度上战斗力也没有北边的人强，一切都是拼机动性，体力和勇敢，所以南边就不如北边的民族了。比如，从商周时******始，一代代的游牧民族都是从北边过来了，到匈奴，党项、契丹、蒙古、满族，等等都是从西北过来的，有的甚至是颠覆南方的政权，比如说元朝、清朝。像西方世界里，希腊人首先是被北边来的特洛伊人打败了，还有罗马人入侵，都是从北边来的。

　　这样的冲击结果就导致了两个效益。这个效益从时间上来说，就是一次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大入侵，北边的游牧世界对南方的农耕世界有大规模的入侵，每次都是持续300多年，时间上就导致了农耕的文明发生了形态的改变。旧的文明形态消灭消失了，新的文明形态重新开始了；一个旧的文明消失了，另一个新的文明出现了。另一方面，在游牧民族的冲击和融合之下，农耕世界也发生了一个“空间效应”——“酵母效应”。所谓“酵母效应”，就是看起来弱小和地域狭小的农耕世界，在遭到了强悍的游牧民族的入侵和征服之后，不仅没有彻底被消灭掉，而且还通过一种以柔克刚的方式，在长期的文化融合过程中，改造和同化了入侵的游牧民族，并且通过游牧入侵者的中介，把以前属于游牧民族生活的地区也纳入到农耕文明的范围内。

【郑和下西洋和地理大发展】

　　公元1405至1433年，明代郑和率领庞大的远洋船队七次远航西洋，历经印度洋、波斯湾、红海和阿拉伯海沿岸，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遍访亚、非30余个国家和地区。

　　在郑和下西洋50多年后，西欧一些国家刚刚从“黑暗的中世纪”中苏醒过来，迈过了“黑暗时代”，在其封建社会的母体内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胎儿，开始探寻海外市场，追求资本原始积累，因而进行了驶向东方的航行，接着又从事环绕地球的航行，最终完成了划时代的“地理大发现”。其中，最杰出的成就是：1492年哥伦布（1451—1506）领导的西班牙船队横渡大西洋，到达现在的古巴和海地等地，“发现”美洲；1497年达·伽马（1460—1524）领导的葡萄牙船队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之后，越过印度洋，到达现在印度南部的科泽科德，发现了“新航路”；1519—1522年麦哲伦（1480—1521）领导的西班牙船队第一次环绕地球的航行。

　　郑和下西洋和“地理大发现”是两件在东西方历史、在人类航海史乃至人类历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影响的大事。郑和下西洋的规模之大，人员之众，组织之严密，气魄之雄伟，历时之久，远非“地理大发现”时的西方船队所能比拟。与郑和下西洋相比，完成“地理大发现”的西方船队，无论在时间上、船只数量及吨位、船队人数、船队组织上，以及航海时间上都相形见绌。郑和船队不仅是15世纪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完备的船队，而且他们所驾驶的宝船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航海巨舶，创造了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迹。郑和下西洋不仅表明了古代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勤劳，而且也表明了明朝前期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科学技术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郑和下西洋虽然规模宏大，但其动因及目的主要是政治性的，而非经济性的，这是郑和下西洋与欧洲航海家进行“地理大发现”动因和目的最根本的区别所在。明成祖之所以组织庞大的船队，派遣郑和远航西洋，就是为了扩大明王朝的政治影响，宣扬大明帝国的国威，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以满足其建立天朝大国的欲望。无可否认，郑和下西洋也进行了大量的贸易活动，因而也带有一定程度的经济上的动因和目的，但这种经济上动因和目的与政治上的动因和目的相比，则是微不足道的。也就是说，郑和下西洋经济上的动因和目的是次要的，并且是从属于政治上的动因和目的的，这一点可以从郑和下西洋时所从事的活动以及下西洋所带回的物品中得到证明。

　　与郑和下西洋形成对照，欧洲航海家进行“地理大发现”航海活动的主要动因和目的是经济上的，而非政治上的。他们航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黄金和香料，寻找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他们的航海活动均得到王室的资助，如支持哥伦布航海的是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一世，派遣达·伽马的是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赐船队给麦哲伦的是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王室与航海冒险家们都期望从航海活动中获得巨额财富。这以1492年哥伦布与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一世签定的五条协议和麦哲伦与西班牙国王查里一世订立的发现香料群岛的协定最具代表性。为了达到获得黄金和财富的目的，欧洲航海冒险家们不惜采用一切手段。这一切都说明了追求黄金、香料等财富这一经济上的动因和目的在推动欧洲航海家进行“地理大发现”时所发挥的作用是多么地巨大。

　　郑和下西洋是十五世纪前期震惊世界的壮举，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东方世界的历史都具有重要影响，它对打通东西海道，密切中外友好交往，促进经济、文化交流，都起了重大作用。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打通了由中国横渡印度洋到达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和非洲东部的航路，郑和船队还在中国至印度古里（现科泽科德）、锡兰山（今斯里兰卡）、溜山（今马尔代夫群岛）等地之间建立了经常性的交通联系。在包括南洋群岛在内的广大东南亚地区，郑和下西洋时在这一地区建立了密集的交通网，开辟了中国至占城、爪哇、旧港、苏门答腊、南渤里、暹罗、满刺加、真腊等地的航线。

　　郑和下西洋增进了中外友好交往，把中华民族先进的文化和发达的文明带到了亚、非地区，加强了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友谊，郑和是和平和友好的使者，文明和进步的传播者。这与西方航海家的行为恰成鲜明对照。郑和下西洋以及由此而扩大的海外贸易，使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输入了大量精美的中国手工艺品，同时也输入了高度发展了的中国封建文化，这对于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有益的。正因为如此，至今东南亚地区的人民仍在怀念着郑和，怀念着这位三宝太监。

　　“地理大发现”的一个主要后果是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由于航海冒险活动往往能带来几倍乃至几十倍的高额利润，从而激起了欧洲各国举国上下的航海热，开始了欧洲向海外已知的和未知的世界进行资本主义殖民征服的大进军的时代，这与明朝在郑和七下西洋以后再无大规模的航海活动又成反照。

　　自从达·伽马找到了到东方来的航路之后，后继者接踵而至，他们并不以到达印度为满足，而是继续向东方前进。他们绕过马六甲海峡，进入中国南方的澳门。最先来到这里的是葡萄牙人，其他西欧国家如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家也不甘落后。这股汹涌而来的殖民主义逆流侵袭扫荡着亚洲大陆、非洲大陆、美洲大陆的众多国家。他们强行霸占别国土地，掠夺财富，对无辜人民进行奴役、贩卖和灭绝种族的屠杀，在殖民地内推行极端野蛮和落后的奴隶制。殖民主义者在亚、非拉美广大地区人民的尸骨上建立起自己的文明。西方殖民主义者以牺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利益为代价，换来了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长，“这种行为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这与郑和下西洋给亚、非人民带去真正的和平、进步和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地理大发现”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中世纪狭小的世界观被彻底打破了，古代人有关大地球形的天才猜测得到了航海的证实，从而开阔了西方人的眼界，把他们从欧洲狭小的领域带到了整个世界，欧洲地图学界重新绘制了包括欧、亚、非、拉美各大洲在内的世界地图，人类真正发现了地球。“地理大发现”也推动了全球范围的对海洋和陆地的考察研究，地质、地理资料迅速积累，地球的奥秘不断被揭示出来，有力地推动了地球科学的进步。“地理大发现”也促进了天文学、航海学、造船技术、气象学等学科的近代化进程。

　　综上所述，郑和下西洋在规模上大大超过比它晚近一个世纪的欧洲航海家进行的“地理大发现”，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水平及航海成就也超出欧洲航海家许多，郑和下西洋可以说是“地理大发现”的先导。但由于其动因和目的是非经济性的，因而郑和虽然先后七下西洋，也只能是“地理大发现”的先导，郑和下西洋在世界历史上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也不如“地理大发现”显著。郑和下西洋和“地理大发现”同为人类航海史上的壮举，但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却又如此地不同，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

　　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也是闭关锁国为主导。近400年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政治意识形态对立转变为“文明的冲突”】

　　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的国际政治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明的冲突》。

　　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的解体，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以及国际关系格局中发生的一些相应变化，宣告了冷战时代的结束。他认为，随着苏联的解体，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不复存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大阵营的对垒将不再构成未来国际冲突的主题。21世纪，世界冲突的主题将不再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冲突，即不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甚至也不再是经济的冲突，而是文明的冲突。

　　文明就是人类不同族群之间相互认同的最大共同体，再往上就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了。维系文明的纽带就是传统的宗教信仰或者伦理价值系统。按照宗教信仰或价值系统来区分，人类形成了几个最主要的文明体系：西方基督教文明、中东伊斯兰教文明、东亚中国儒家文明，以及南亚印度教、佛教文明等。这些文明之间曾经对峙了数千年之久，近代以来的西方化和殖民化浪潮使得各大文明之间的传统边界逐渐消淡，而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政治意识形态冲突取代了文明之间的对垒。但是随着政治意识形态冲突的消失和冷战时代的结束，各大文明体系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冲突可能性将会再度凸显出来，成为21世纪国际格局的主题。

　　亨廷顿谆谆告诫西方各国，在21世纪，威胁主要可能来自于伊斯兰教文明与儒家文明的联合，这两者将会携起手来共同对抗西方基督教文明。亨廷顿的上述观点被指责为后殖民时代的“西方中心论”的典型。

【宗教文明格局】

　　文明都是以宗教为法线的。全球宗教大致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不可知论者（无神论者）、佛教、中国民间宗教。

　　到2010年为止，全世界人口69亿。69亿人口中基督徒占了差不多23亿，就是说世界上每3个人就有一人是信仰上帝的。因此基督教徒是世界第一多的，因为基督教是个普世性的宗教。虽然我们说基督教的主要根据地是西欧和北美，但是今天出现了上帝在南下的现象。基督宗教在全球范围内展现出一种由北向南的运动轨迹，它的未来发展热土将不再是发达的欧洲和北美，而是文明化历程与殖民化历程相同步的、欠发达的拉丁美洲和非洲。然而在有着深厚文明根基的亚洲，基督宗教的发展却面临着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儒家文明等传统宗教信仰的巨大阻力，其蹇滞状况与它在拉丁美洲、非洲的顺利情景形成了鲜明对照。

　　不可知论者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什么宗教都不信，这个数量也很大。它的变化很有意思，不可知论者在1910年微乎其微，只有300多万人，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0.2%。但是到了今天，大家看，已经增长到6亿多人，占整个世界总人口的9.3%，仅次于三大宗教。大家知道不可知论者是谁呀？就是我们！1910年，中国人基本上都是信仰中国的民间宗教。不是信佛、就是信道、不是信妈祖、就是信观音、就是信关公，三教九流。那时候，虽然中国人没有统一的信仰，但是中国人都有信神的，信一些民间宗教的。但到建国以后，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信了。到今天，中国有些人又开始信佛教、信道教、信基督教、信什么教的都有，大概占到六亿多人，与不可知论者平分秋色。其实这就是现在的国学热，传统宗教、文化在开始复苏。这就是保守主义向传统文化的回归，我们中国要向自己传统文化回归。

【未来以太平洋为中心】

　　15、16世纪至20世纪，欧洲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与科学革命极大地促进了西方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形成了以欧美为主的大西洋时代。而21世纪，美国战略由集中东海岸向西海岸平衡，以及重返亚太的战略新动向。中国“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部署，以及欧洲对此的积极响应。都反应出未来世界的中心将由大西洋转向太平洋。

　　面对世界中心的转变，中国崛起需要靠文化崛起。我们能否基于中国文化之上，创造一个除西方之外的另一个可选择可效仿的优秀文化，成为中国崛起的关键。